【贵阳党史记忆 致敬英雄】用纸和笔同敌人做斗争:严金甡

发布时间:2021-03-26 10:28   来源: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  

  严金甡,又名今生,贵阳人。父亲严伯寅在贵阳中山西路开中医诊所,母亲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妇女,严金甡弟兄姊妹6人,他排行第五,二哥金操(袁超俊)早年外出参加革命,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,抗战时期曾担任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;大姐金秋(严慕苏),四哥金城(袁林)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贵州参加革命活动,后来转移出去,也先后加人了中国共产党。

  严金牲的童年是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,在革命家庭的环境中逐渐成长的。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常利用他家开诊所的有利条件,在他家楼上聚会。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常在那里活动,给他讲革命故事,教他唱《少年先锋队歌》和《国际歌》,对他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。每当地下党的同志在他家接头时,严金甡和妹妹金萱便自觉地为他们放哨。在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和姐姐哥哥的启迪下,在严金甡幼小的心灵上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

  1935年,贵阳发生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破坏贵州地下党组织的“七·一九”事件。省工委书记林青和地下党组织的一些同志被捕入狱。严金甡的四哥金城也遭敌逮捕。同年9月11日,当他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公开杀害林青的消息后,拉着妹妹跑到贵州警备司令部门口,怀着沉痛的心情守候着。当看到林青在宪兵的刺刀威逼下,昂首挺胸,视死如归的情景时,他流着泪悲愤地对妹妹说“矛哥(对林青的称呼)多好啊,我们要学他那样勇敢坚强,埋葬这吃人的社会!”他不忍离去,远远地跟在刑车后面流泪。

  林青牺牲后,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有的转移外地,有的隐蔽下来。隐蔽下来的同志为设法营救狱中同志,派严金甡以亲属身份去探监,传递信息,沟通与狱中同志的联系。他办事谨慎,多次完成了任务。

  1936年,严金甡就学于达德学校。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,与陶信镛,周晓山,周兴仁等在一个学习小组。严金甡阅读进步书籍的机会多了,经常认真作读书笔记,写心得体会,与组里同志研讨问题,思想进步很快。1936年10月,经李策介绍,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  严金甡平时不多言谈,但谈论问题时却条理分明,思路清晰,颇有卓见。地下党组织教育学校中的党员,要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,否则,就不能影响周围的同学。他身体力行,努力学习,读书会的成员,都是班上品学兼优的学生,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。严金甡很喜欢唱歌。迫于反动当局的禁令,不能公开唱革命歌曲,他回到家里,便小声地哼唱,教别人唱。他很喜欢《五月的鲜花》这首歌:五月的鲜花,开遍了原野,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。这支充满激情,寓意深邃的歌,在他心上像团烈火,变成一种力量,时时激励着严金甡的革命意志。

  1937年严金甡考入贵阳师范学校。后因工作需要又转入贵阳高中就学。

  抗战爆发后,黄大陆受党中央派遣,从延安回贵阳与李策一起领导贵州地下党的活动。为了加强宣传工作,扩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政治影响,组织上把严金甡调到黄大陆身边负责刻印文件和传单,并担任秘密联络工作。严金甡严守纪律,放弃学业,断绝与外界的人际交往。躲进一间暗室里与铁笔,蜡纸打交道,孜孜不倦地为党工作。

  严金甡为刻蜡纸苦练字,常在自己的床前堆放一堆煤灰练习写字,学会了多种字体,在刻写传单和文件时,随时改变字形以迷惑敌人。由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困难,严金甡刻写的工具非常简陋,仅有一块旧钢板,一支铁笔,一个油印辊子和几张蜡纸。铁笔用秃了他就捡留声机的唱针捆扎在竹签上当铁笔使用;没有油印机,就两个人分别拿着一根铁条压在蜡纸上一张张的印。无论白天黑夜,严金甡总是默默地在他家小楼上埋头工作。1937年冬天,严金甡冒着严寒,忍着手脚上冻疮的疼痛,连续几个晚上刻写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的《告同学书》。几百份传单散发出去后,影响很大。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设计委员陈惕庐大为震怒,跑到女中,达德等学校咒骂《告同学书》是托派,汉奸捣乱,说传单是外来的,贵阳人刻不出那样的字。

  自严金甡担任刻印党的秘密文件以来,先后刻印了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,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以及省工委先后发出的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领》,《实践上的几个问题》,《关于小组生活》和其他一些党的文件。

  严金甡除了做秘密刻印工作外,还做一些交通联络工作。他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时,讲究策略,注意方法。他家隔壁有家钟表店,他设法接近店员,向他们学习修理钟表的技术,后来他用废机件自己安装了一只怀表,需要传递党的指示或通知时,他就把表内机件取出,把字条放在表壳内,妥善地送到目的地。就这样,他一次又一次机智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交通联络任务。

  1938年,当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,进步力量不断壮大,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断深入人心的时候,国民党贵州当局惶恐不安,公然破坏国共合作宣言,对抗日民主力量进行镇压,制造了贵阳“二·一九”学联事件,逮捕学联骨干于蕴等7位同学后,于2月21日夜,又逮捕了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,李策。当特务在盐行街贺仁栋家逮捕黄大陆时,严金甡正在那里,他谴责匪特肆意抓人的暴行,被当场逮捕。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为掩盖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倒行逆施,竟诬陷被捕的同学和共产党人是“托派”,“汉奸”,“王公度余孽”。经中共贵州省工委多方营救,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对我被捕同志仍不予释放。

  严金甡被捕时,年仅17岁。中统特务室见他年纪小,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,审问时狡黠地说:“你年纪轻轻,被人利用,只要写个悔过书,就放你出去。”没料到却被他义正词严地斥责道:“国难当头,抗日救亡有何过可悔!”特务恼羞成怒,施以重刑,却一无所获。

  狱中,严金甡在黄大陆,李策的鼓励下,注意锻炼身体,磨炼革命意志。他在敌人的严刑逼供面前无所畏惧,毫不动摇;虽身陷囹圄,在亲人和同志们的关怀下充满了乐观的精神。一次,他母亲和妹妹去探监,见严金甡已经是遍体鳞伤,没有一丝血色的面部,浮肿得几乎辨认不出模样,严金甡硬撑着站了起来,微笑着一步一步向隔着铁窗的母亲和妹妹走近,口中喃喃细语,并不住地向亲人点头以示安慰。母亲看到小儿子这般模样,强忍着揪心的痛楚,回到家里后疾病缠身,于1939年1月离开了人世。

  1941年1月“皖南事变”发生后,严金甡和黄大陆,李策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于贵州省保安处的防空洞里,严金甡牺牲时还不满20岁。他为了党的事业,为了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他短暂的一生,光明磊落,义无反顾,表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,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。

  编辑:宋德政

  统筹:汪东伟

  编审:干江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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